苏轼和沈括,乌台诗案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

2021-09-09 15:13:48 0阅读

总体说,是沈括告发的苏轼,导致乌台诗案的调查深入,使苏东坡获罪北宋元丰二年,苏轼被贬调湖州.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.在奉调时,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.本是官样文章,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,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,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,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“知其生不逢时,难以追陪新进;查其老不生事,或可牧养小民”一句.当时朝中政敌章敦、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“谢表”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,妄自尊大,发泄对“新法”的不满

总体说,是沈括告发的苏轼,导致乌台诗案的调查深入,使苏东坡获罪

北宋元丰二年,苏轼被贬调湖州.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.在奉调时,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.本是官样文章,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,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,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,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“知其生不逢时,难以追陪新进;查其老不生事,或可牧养小民”一句.当时朝中政敌章敦、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“谢表”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,妄自尊大,发泄对“新法”的不满,请求对他加以严办.御史李定、何正臣、舒亶等人,举出苏轼的《杭州纪事诗》作为证据,说他“玩弄朝廷,讥嘲国家大事”,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,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,如:“读书万卷不读律,致君尧舜知无术”.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,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、舜那样的圣人,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、监督官吏;又如“东海若知明主意,应教斥卤变桑田”,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.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,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?又如“岂是闻韶忘解味,迩来三月食无盐”,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.总之,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,罪大恶极,应该处死刑.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,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.

此时,沈括还出来告密,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,章敦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(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:“根到九泉无曲处,世间惟有蜇龙知.”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:“皇帝如飞龙在天,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,不臣莫过于此!”)指控他“大逆不道”,想置他于死地.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,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.这就是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.

“乌台”诗案是怎么回事啊?

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(1079年),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,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,用语暗藏讥刺朝政,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。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,后在御史台狱受审。所谓“乌台”,即御史台,因官署内遍植柏树,又称“柏台”。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,乃称乌台。所以此案称为“乌台诗案”。【乌台诗案】乌台,即御史台。据《汉书·朱博传》记载,御史台中有柏树,乌鸦数千栖居其上,故称御史台为“乌台”,亦称"柏台"。乌台诗案,即御史台诗案。它兴讼于宋神宗赵顼元丰二年(1079)。苏轼是被告。原告是: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、舒亶,国子博士李宜,权御史中丞李定等人。他们指控苏轼写诗文讪谤朝政、反对新法、指斥皇帝,要求处置苏轼。原来,苏轼步入仕途之日,正值王安石变法之时。朝廷上革新派和守旧派两军对峙,斗争激烈。苏轼站在守旧派的立场上,多次上书神宗,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,并请求尽快制止变法。请求未果,于是希望离开政治斗争的旋涡,故上书请求外任。获准后,先任杭州通判,三年后,又到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任知州。在此期间,苏轼针对新法推行中出现的问题,写了一些讥讽新法的诗文,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。任湖州知州后不久,乌台诗案便发生了。宋神宗在接受了何正臣、舒亶等御史们对苏轼的指控后,派遣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拘捕苏轼。押解至京后,苏轼被投入御史台的监狱。何、舒等人把苏轼写的诗深文周纳、无限上纲、曲解附会,目的是欲陷彼于罪,置彼于死地。他们对苏轼诗《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(之二)》的解释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。全诗如下:凛然相对敢相欺,直干凌空未要奇。恨到九泉无曲处,世间唯有蛰龙知。这是一首借物抒怀的咏物诗,作者是想以此说明自己有桧树一样挺拔不屈的品格。何、舒等人则借此大做文章,指控这首诗有不臣之意。乌台诗案在朝野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。对苏轼心寄同情和出面营救的人不少。远在湖州、杭州的老百姓焚香念佛,为苏轼祈祷平安。宰相吴充对神宗说:“陛下以尧、舜为法,薄魏武固宜。然魏武猜忌如此,犹能容弥衡,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?”曹太后说:“昔仁宗策贤良,归喜曰:‘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。’盖轼、辙也。今杀之可乎?”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皇帝说: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?”1079年7月,苏轼在湖州任上,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,次年元月,被流放至黄州。诗案之前,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,苏轼历任密州知州、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,政绩卓著。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,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。而诗案之后,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,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,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、转向人生体悟。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,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,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,收敛平生心,我运物自闲,以达豁然恬淡之境。以乌台诗案为界,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。在贯穿始终的“归去”情结背后,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,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——渐老渐熟,乃造平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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