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礼记,大学》有没有作者?

2021-09-09 04:02:17 0阅读

《礼记大学》有作者,作者是曾子。创作年代是春秋末期,作品出处是《礼记》,文学体裁是散文。 《礼记大学》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,原是《小戴礼记》第四十二篇,相传为曾子所作,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,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。经北宋程颢、程颐竭力尊崇,南宋朱熹又作《大学章句》。 最终和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并称“四书”。宋、元以后,《礼记大学》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,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

《礼记大学》有作者,作者是曾子。创作年代是春秋末期,作品出处是《礼记》,文学体裁是散文。 《礼记大学》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,原是《小戴礼记》第四十二篇,相传为曾子所作,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,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。经北宋程颢、程颐竭力尊崇,南宋朱熹又作《大学章句》。 最终和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并称“四书”。宋、元以后,《礼记大学》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,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《礼记大学》提出的“三纲领”(明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)和“八条目”,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。 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,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 。《礼记大学》全文文辞简约,内涵深刻,影响深远,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,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,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,对做人、处事、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。

《礼记·礼运》的作者是谁?

原文  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,选贤与(jǔ)能,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,使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,矜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,男有分,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己;力恶其不出于身也,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,盗窃乱贼而不作,故外户而不闭,是谓大同。翻译  在大道施行的时候,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,把品德高尚的人、能干的人选拔出来,(人人)讲求诚信,培养和睦。因此人们不仅仅以自己的亲人为亲人所赡养,不仅仅抚育自己的子女,使老年人能安享晚年,使壮年人能为社会效力,使孩子健康成长,使老而无妻的人、老而无夫的人、幼而无父的人、老而无子的人、残疾人都有人供养。男子有职务,女子有归宿。对于财货,人们憎恶把它扔在地上的现象,却不一定要自己私藏;人们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,而不一定为自己谋私利。因此奸邪之谋就不会发生,盗窃、造反和害人的事情不发生,(家家户户)都不用关大门了,这就叫做理想社会。. (1)职业、职守 (2)憎恶 (3)兴起 (4)这  2.B  3.(1)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。 (2)男有分,女有归。(3)外户而不闭。  4.鳏寡孤独 谋闭不兴  5.(1)通“举”,选拔 (2)通“鳏”,老而无妻的人  6.(1)因此人们不单奉养自己的父母,不单抚育自己的子女。 (2)憎恶那种在共同劳动中不肯尽力的行为,总要不为私利而劳动。  7.有三个基本特征:人人都能受到全社会的关爱;人人都能安居乐业;货尽其用,人尽其力。  8.有。《桃花源记》其实就是“大同”社会生活的艺术再现。如“其中往来种作,男女衣着,悉如外人。黄发垂髫,并怡然自乐”,就体现出本文中的“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”。 

《礼记·大同》的作者是谁?

《礼运大同篇》选自《礼记·礼运》《礼记》是儒家经典之一,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的选集。西汉戴圣对秦, 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加以辑录、编纂而成,共49 篇。礼运,《礼记》篇名,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。大道之行也 《礼记》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。使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。矜寡孤独废疾者,皆有所养。男有分,女有归。货恶其弃於地也,不必藏於己。力恶其不出於身也,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,盗窃乱贼而不作。故外户而不闭。是谓大同。这是《礼运大同篇》在语文书上的课文名称,并未标明作者。 但又有作者是孔子一说,因为众所周知,《礼运大同篇》描述孔子的理想世界。能成就大同世界,天下就太平。没有战争,人人和睦相处,丰衣足食,安居乐业。这是孔子的政治政策,可惜行不通,因为人人皆自私自利的缘故。

《礼记解读》这本书如何?可以做个评介吗?

《礼记解读》是我国现代著名礼学专家丁鼎先生撰写的礼学著作,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 2010 年 10 月出版发行。

《礼记,大学》有没有作者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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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礼记,大学》有没有作者?

由于《礼记》卷帙浩繁,内容驳杂,其中记载的先秦时期的礼仪名物、制度,后人颇感生疏,篇目编次也多不成系统,因而素称难读。加之近、现代以来,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, 礼不时被冠以“僵尸”、“封建余孽”、“吃人”等罪名,而遭口诛笔伐,礼学著作多被束诸高阁,礼学研究不绝如缕。虽然改革开放以来,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新得到肯定,“国学热”随之兴起,且呈蓬勃发展之势。阅读儒家经典,了解、研究古代传统文化,汲取有益因素,以为今日借鉴,已蔚为一时风气。但是,由于二十世纪初、中期,儒家经学、礼学屡遭摧折,国学传承几近断绝。加之包括《礼记》在内的儒家经典,皆为文言文体,艰深晦涩,难以卒读。因此,当今社会,除少数专门研究者外,恐已很少有人愿耗费时间和精力,遵循传统的章句训诂之法,秉持“皓首穷经”的精神和毅力,去耐心阅读、研究《礼记》了。这对今后国学、礼学的传承、发扬光大,无疑极为不利。有鉴于此,二十世纪初以来,若干在礼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,自觉承担起推广、普及《礼记》的重任,他们将《礼记》的全部或部分篇章,加以注释,翻译成白话文,以满足初学者学习和迫切希望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大众的需要。其中,兼具学术性、通俗性,具有较大学术、社会影响的著作,有王梦鸥先生的《礼记今注今译》、杨天宇先生的《礼记译注》、王文锦先生的《礼记译解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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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鼎先生继承、借鉴汉、唐以来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,遵循纪宝成先生提倡、制定的“具有深厚学术底蕴,深入浅出,明快易读”、“准确严谨、明快易懂”的精神和原则,穷数年之力,博览群书,严谨考证,撰成《礼记解读》一书。

一、《礼记解读》之结构、内容简介

《礼记解读》一书由“编写体例说明”、“导言”、“正文”、“主要参考文献”四部分组成。

在“编写体例”说明中,丁鼎先生对《礼记解读》的底本、文字改动、导言、正文内容、注释方法,未选取篇目、主要参考文献等情况,予以说明。

在“导言”中,丁鼎先生对《礼记》的思想学术价值价值、史学文献价值、成书过程、 作者与撰作年代、各篇的篇名、内容及分类、《礼记》学的演变、怎样学习《礼记》等问题,进行了严谨考证和详细阐述。

现代人如何学习、阅读《礼记》呢?梁启超先生曾将《礼记》49 篇分为四等:第一等有 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等篇。第二等有《经解》、《坊记》等篇章。第三等有《曲礼》之一部分、《月令》、《檀弓》之一部分等篇章。第四等为剩余的其他篇章。他建议,第一等诸篇章应精读, 第二、第三等诸篇章可以摘读,第四等可以不读。

对梁先生的这一看法,丁鼎先生表示赞同。不过,他又指出,阅读者应该根据自己的礼学修养、阅读目的,确定自己的阅读内容和方法。对于初学者和一般社会大众而言,阅读现代学者撰作的《礼记》白话文译注即可。专门研究古代礼制和儒家学术思想史的学者,必须参考自汉代迄清代儒家学者的注释著作。为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、借鉴古人修身养性、为人处世之道的一般读者,可以有选择性的阅读《礼记》部分篇章。专门研究者,则要通读《礼 记》全书,尤应重点阅读梁先生列于第一等中的有关篇章。

本书的正文内容,是对选取的《礼记》22 篇经文进行注释、解读。在篇章选取问题上,丁鼎先生大致遵循梁先生的看法,将梁先生列为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等的篇章,悉数收入。不过,他并没有完全盲从前贤之论。他认为,梁先生列入第四等的《郊特牲》、《内则》、《玉藻》、 《明堂位》、《仲尼燕居》5 篇,对研习古代儒家思想文化,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,因而予以收录。

正文每篇皆由三部分,即“经文”、“注释”、 “解读”组成。

“经文”以阮刻本为底本,加以现代标点,每篇分若干节,标以阿拉伯数字序号,以便读者阅读。

“注释”对每节经文中部分字、词进行注释,尤侧重于名物、礼仪制度的注释。一些生僻字,则加以现代汉语拼音。对阮刻本讹、脱、衍、倒、错乱之处,予以订正、说明。

“解读”置于每篇之后,主要内容是解释每篇篇名的含义和由来,探讨各篇的作者及成篇时代,叙述各篇的内容、结构及思想学术价值。

主要参考文献部分,丁鼎先生胪列了撰作本书,及可供阅读者参考的古代及近、现代学 者的《礼记》诠释著作,以便读者查阅。

二、《礼记解读》之学术价值

通观全书,《礼记解读》可谓是一部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佳作。

首先,《礼记解读》的学术价值,体现在该书对选取的《礼记》各篇经文的校勘、订误。

经学、史学研究,贵在求真、求实。不过,经学、史学研究,与理工科及若干人文社会 学科,如社会学、民族学、民俗学等不同的是,经学、史学研究,无法通过实验、实地调查等方式,获取准确、可靠的数据或数据。这一特点,决定了经学、史学研究,必须依靠古人撰作并流传至今的文献。若文献记载有误,而不加辨别,盲目信从,就有可能以讹传讹,无 法达到求真、求实的目的。因此,经学、史学研究的首要工作,是对有关文献加以考辨,以确保其准确无误。

古籍在长期流传过程中,大多会因口耳相传、辗转抄印、后世学者为证成己说而不惜窜 改、不良书商为牟利而肆意增删、抄手书工因素质低下、责任心弱、疏忽大意等原因,而不可避免或多或少的存在诸如讹、脱、衍、倒、错乱等讹误。这就需要研究者使用他校法、本校法等校勘方法,对古籍进行严谨、审慎的考订。

以往儒者在面临因讹、脱、衍、倒、错乱等因素,导致古籍语句文意不通问题时,或拘于圣人之作不可妄改的观念,牵强曲说。或仅凭孤证,或逞私臆,径自改动。上述做法,或 以讹传讹,导致经书谬误之处,未得更正,或出现古籍不误而改误的现象。

为避免上述现象,丁鼎先生采取了严谨、审慎的态度和方式。校勘《礼记》时,出于审慎起见,对他本与阮刻本存在歧异之处,对以往学者已指出的经文存在讹、脱、衍、倒、错 乱之处,若缺乏准确、坚实的旁证,不径直改动阮刻本原文,而是保留其原貌。在注释中,对需要改动之处,对以往学者的考证观点,予以说明、胪列。若有确凿证据表明,阮刻本确 实存在讹、脱、衍、倒、错乱,则径予改正,并在注释中,说明改动的内容及原因。

就校勘方法而言,本校法、他校法在本书中皆有使用。相比较而言,他校法使用更为普遍。据不完全统计,丁鼎先生援引校勘文献,大致有《周易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大戴礼记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 十余部。对上述文献记载与《礼记》经文互见之处,丁鼎先生采取如下处理方式:

(一)若《礼记》经文引自其他文献,则在注释中注明引文出处,并将二者进行比较、 说明。

(二)若《礼记》与其他文献记载虽大体相同,但也有歧异之处,则保存《礼记》经文 原貌,在注释中,胪列其他文献有关记载,并陈述校勘者的考订意见。

尤为值得称道的是,丁鼎先生还尽可能的采用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有关资料,对《礼记》经文进行校订。众所周知,传世文献在长期流传、辗转抄印过程中,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讹、 脱、衍、倒、错乱、窜改等讹误。相对来说,埋藏于地下的同一或相关文献,因自埋藏之日起,基本不再有改动,一般尚能保存或接近文献原貌。它对修订传世文献中的讹误,恢复文 献原貌,可谓居功厥伟。

自二十世纪初,王国维先生首倡“二重证据法”,即以出土文献校订传世文献后,这一理论历经实践检验,而日显其真理性。迄今,这一理论、方法,已为学人普遍认可、采用。值得庆幸的是,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乡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中,在上海市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 简中,均有传世本《礼记》中的《缁衣》及其它若干章节的内容,这就为我们认识战国时期《缁衣》的原貌,对传世本《礼记》若干篇章进行校勘,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数据。丁鼎先生自然没有对这批珍贵的考古资料视而不见、弃如敝履,而是广泛地采用郭店简本、上博简本 的有关内容,对《礼记》有关篇章,进行校勘、考订。

虽然从理论上来说,考古资料较之传世文献,更接近于文献原貌。但丁鼎先生并没有简 单、盲目的惟考古资料是从,径据考古资料,改动传世文献,而是采取信而有征的处理方式:对传世本与简本存在歧异之处,不径直改动传世本原文,在注释中,胪列简本相关内容。即便简本与其他传世文献记载相同,也不妄改传世本。对传世本内容有误之处,若无确凿证据, 而简本内容文意确较传世本为优,则通常采取当据改体例,加以处理。

其次,丁鼎先生对选取《礼记》诸篇的字、词、句、章,尤其是对礼仪名物、制度的阐释,对诸篇内容、意义的概括,对有关问题,尤其是自秦汉以来历代儒者争讼纷纭的《礼记》 成书时代及作者等问题的考辨,也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。

注释经文字、词时,丁鼎先生对前贤,如郑玄、王肃、孔颖达、朱熹、孙希旦、吕思勉、周予同、沈文倬、李学勤、钱玄、杨天宇等人的《礼记》训释、考证成果,广征博引,集思 广益。不过,丁鼎先生也没有一味地盲从前贤成说,而是结合自己对相关文献的阅读、理解,灵活地采取或纠正前贤谬论;或胪列众说,择善而从;或胪列众说,不妄下裁断,由读者采 择;或对前贤之说予以证实、补充和完善等处理方式,使注释更准确。

三、《礼记解读》之社会意义

《礼记解读》既是一部学术佳作,也是一部极便初学者和一般读者使用、阅读的通俗性 著作。

自古以来,礼书即因文字晦涩深奥等原因,而素称难读。无论是礼书经文,还是秦汉迄 于明清时期历代儒者的注释、考订之作,供专门研究者和已具一定功底者阅读、使用者多,供初学者和一般读者阅读者少。有些著作,即便是专门研究者,恐亦难尽晓其意。这或许是 长期以来,礼书难以广泛普及的一重要因素。因而,自二十世纪初起,若干在礼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,就陆续将《礼记》的全部或部分篇章,加以注释,翻译成白话文,以适应 初学者和社会大众之需。

通览《礼记解读》全书,简洁扼要、深入浅出、通俗易懂是该书的主要特色。如何用简明扼要的文字,对经文进行注释,以往已不乏值得反思、借鉴的教训。如西汉传习《尚书》的儒者秦延君,注释《尧典》篇题名“尧典”二字,竟用十余万言。注释“若曰稽古”四字, 也用三万余言。可以想象,读者阅读他的著作时,阅读经文,已煞费精力。本来希冀秦氏的注释,能为阅读、理解经文,提供便利,未曾意料却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,去阅读、理 解秦氏庞杂繁芜的注释。古代经学注释之弊,由此可见一般。

同样,在现代社会,如何将古代文言文转换为现代白话文,如何用简明扼要、通俗易懂的白话文,准确地诠释古代礼仪名物与制度,是从事注译工作的学者必须小心谨慎、妥善处 理好的问题。在世风、学风颇显浮躁、利益至上的今天,一些出版机构和学者为谋利、稻粱计,或不顾学术研究之严谨、求实、准确,或缺乏一定的学术积累与功力,撰写、出版的若干古籍白话译着,谬误百出,以讹传讹,贻害匪浅。

作为当代礼学研究名家,丁鼎先生在礼学研究领域已沉浸多年,积累丰富,因而能驭重若轻,以简明扼要、 深入浅出的现代白话文,对《礼记》诸篇进行注译。

值得称道的是,丁鼎先生在许多细节问题上,不惮劳烦,尽可能地为读者提供便利。如广征博引,胪列众说,为读者省却了繁琐乏味的翻阅查检之劳。为避免注文繁琐、冗长,涉及有关史事、礼仪时,丁鼎先生往往清楚地注明与该文相关的史事、礼仪的出处,以满足学 者查索,或感兴趣的读者了解详情之需。

其次,丁鼎先生不嫌惮难劳烦,为若干生僻字加以现代拼音,这就为读者省却了查阅字 典之劳。阅读过古籍的读者,尤其是初读、初学者,或都深有体会,阅读文言文古籍,本已不易。若再因不认识的繁体字、异体字、生僻字而频频查阅字典,更增阅读之难,许多读者往往因此废卷不读。丁鼎先生的做法,无疑使读者在愉悦的心态下,愉快的阅读,读有所得。

第三,丁鼎先生对古汉语某些字、词特殊用法的注译,也为初学者和一般读者提供了便利。同一个字,在不同的语境下,有时会被赋予不同的词性、含义。古汉语的通假现象,也 往往会误导读者。如《曲礼下》 “不粥祭器”。如按一般理解,粥音周(zhōu),稀饭之意。 就易误解这句话的含义。但若了解此处的“粥”字通“鬻”字,音玉(yù),出卖、出售之意,那么,“不粥祭器”的含义是,无论何种缘由,都不能出卖祭祀时使用的器具,以此强调祭器的重要性。

四、《礼记解读》之不足

毋庸讳言的是,该书也存在若干瑕疵。兹列拙见于下:

(一)丁鼎先生或忽略了有关考古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,因而对先秦时期宗庙祭祖礼制 的注释,并不确切。虽然《礼记·王制》、《诗经·小雅·天保》、《周礼·春官·大宗伯》、《春秋公羊传·桓公八年》、《尔雅·释天》等文献皆有商周时王室宗庙“四时祭”祭名的记载,丁鼎先生注 释《王制》时,一遵经文及郑玄注立论。但目前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甲骨文、金文有关记载表明,这一时期,帝王宗庙祭祖礼仪类型繁杂多样,非“四时祭”能涵盖。“四时祭”的确定,大致在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。上述文献有关“四时祭”的记载,或为春秋战国之制,或为撰作者臆说,不可尽信。若仅据儒家传世经典与汉唐旧注立论,似有失简单。

(二)丁鼎先生对“五岳”的演变失于详考,以明清以后乃至今天人的观念,将“五岳” 注释为东岳泰山、西岳华山、北岳恒山、南岳衡山、中岳嵩山。若依明清以后人的观念来看,这一注释,自然无误。但若依《王制》篇撰人及其时代之观念而言,就不确切了。

(三)若干语句理解、注释似有误。如《曲礼上》“贫者不以货财为礼,老者不以筋力为礼”。丁鼎先生注释曰:筋力:劳力。古代升降跪拜的礼仪烦琐费力,故对老者不苛求。此处将“筋力”理解为劳力、力气是对的。但结合经文上下文意,本句是指人在送礼或施予别人恩惠时,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,量力而行。家境贫穷者,不宜过分讲究礼物的数量、档次。老年人年老体弱,不宜象年轻人那样,帮助别人做需耗费力气的事情。

(四)由于校勘、审订不精,本书还存在若干讹误。

综观上述,《礼记解读》尽管存在上述瑕疵,但毕竟瑕不掩瑜,仍不失为一部成功的高水平古籍整理之作,是一项嘉惠学林、值得称道的礼学研究新成果。《礼记解读》的出版,必然会对中国古代礼学研究的深入、中国古代礼仪的推广普及,产生积极、有益的推动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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